学者访谈|Fairuzah Atchulo：从“尺码”看新殖民主义与全球时尚体系

Fairuzah Atchulo

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先后获得韩国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KD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Development）的发展政策硕士学位，和格罗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与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联合授予的双硕士学位，并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取得国际学学士学位，主修国际关系及东亚研究。她现隶属于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ASCA）及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中非时尚力量”（China Africa Fashion Power）项目。在该项目中，她重点关注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的中非全球时尚体系，田野点横跨肯尼亚、莫桑比克、中国。

Part1 学术背景

王心路：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背景吗？

Fairuzah Atchulo：我本科就读于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之后又在韩国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攻读了发展政策的硕士。完成这个硕士后，我就来到欧洲读了我的第二个硕士，方向是国际关系和政治。

我的硕士项目是欧洲文化（Euroculture）研究，但不仅仅是文化研究，还涉及欧盟的制度研究。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在欧盟工作，或者在相关的领域。所以时尚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参与社会科学研究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体验。但我认为之前的学术背景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王心路：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期间，你的研究兴趣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Fairuzah Atchulo: 是的，变化非常大。我从研究欧盟的机构、法律和政策转到研究时尚，可以说是从宏观层面的制度层面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里的实践。我过去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法律是什么、制度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现在，我开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受到制度的影响。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的是，我仍然关注制度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现在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经验，关注制度落地的过程对个体具体生活的影响。

王心路: 你对个体的关注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的，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吗？

Fairuzah Atchulo：我第一个硕士专业是公共政策有关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如何设计政策，还思考如何评估政策？目标人群是谁？希望对人们日常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其实在当时，已经要开始思考“个体”层面的事情了。但政策中的个体是非常抽象的，比如，在制定与无家可归人群有关，或者改善教育条件有关的政策时，你考虑的是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目标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而在时尚研究，我能直接接触到具体的人，能够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验，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自己和研究对象的距离更近了。可以这么理解，公共政策的专业背景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博士阶段的研究让研究更接近个体私人化的部分。我可以和他们有深度的交流，甚至在他们家里坐上两个小时，一起喝咖啡、聊天、相处，这让我的研究变得更个人化和有温度。

王心路：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选择去韩国上学吗？

Fairuzah Atchulo: 实际上并不是我选择的韩国。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韩国，我们是在高中阶段认识的，她比我更年长一些。在我毕业之后，她告诉我可以申请韩国学校的奖学金，并且也帮助了我申请。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可能不会想着去韩国，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当时的选择。虽然她和我同龄，但我一直叫她“ajumma”。“ajuma”在韩语里是对年长女性的称呼，我之所以这么叫她，是觉得她影响了我很多。她总像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给了我很多智慧和建议。实际上她叫Jennifer，现在在澳大利亚生活。

Part2 项目经验

王心路: 你在这个研究项目中主要角色是什么？

Fairuzah Atchulo: 我们整个项目的目标是去勾勒出全球的时尚产业链，从贸易一直追踪到消费环节。我主要关注消费这一端，我的田野点就在内罗毕，我的另一位同事比较关注研究莫桑比克的情况。

拍摄于内罗毕的服装市场

王心路: 能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选择内罗毕作为田野点吗？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Fairuzah Atchulo: 我们项目一开始就希望能选择两个非洲国家做比较研究。肯尼亚是其中之一，肯尼亚算是非洲经济情况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GDP也高，曾经是是英国殖民地。莫桑比克相对贫穷，是前葡萄牙殖民地，这样可以做一个研究比较。对我来说，肯尼亚更有吸引力，也更适合我的研究兴趣。

Xinlu: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时尚研究产生兴趣的呢？

Fairuzah Atchulo: 我觉得我和很多人一样，时尚是日常生活就接触的事情，但平时不会刻意思考这方面的事情，直到有一个契机推动你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才意识到，“哦，原来可以这样看待它”。

虽然之前没有时尚研究的背景，但当我看到这个博士项目时，我非常心动，想着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当时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看具体的岗位要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选上。后来竟然被录取了，我觉得或许是因为这个项目和我的研究视角是契合的。

我真正进入时尚研究这个领域，是在我拿到博士录取offer之后。在那之前，我几乎不怎么外出，也没太在意自己的穿着。在加纳，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着装要和工作相匹配。大概是在2023年，我突然想到，也许我该买一些适合博士生身份穿的衣服。于是我开始上网，准备挑一些我觉得符合“博士生气质”的衣服。这一过程让我开始认真思考“穿衣服”这件事。

以前在穿衣服这件上上我不会思考太多，更多的是把它看作是日常琐事。但当我开始研究时尚后，我意识到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在选择衣服之前，我该想一想为什么人们是这样或者那样做，我自己是怎么样挑选和处理衣服的。比如，我需要洗这件衣服吗？该怎么洗？是自己洗还是送去干洗店？这些都是非常日常的和衣服互动的过程。

我觉得是新环境和当时的心态，让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思考时尚，让我意识到时尚并不仅仅是“穿衣服”，而是涉及到很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东西。它确实影响着很多人的生活，也值得我花经历去进一步研究。

王心路: 我很好奇的是，当你开始研究时尚后，你的购物体验是否发生了变化？

Fairuzah Atchulo: 其实不会，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热爱购物的人，我小时候的购物体验并不好。我有一个阿姨，她特别喜欢逛市场，会把整个市场都逛一遍，来回比较，也会要求我反复试穿。但对我来说，购物就是走向我要买的东西，喜欢的话就拿下。这也让我后来更倾向于“高效购物”——喜欢就买，不喜欢就走。我并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购物上，现在也一样。开始研究时尚后，我并不是花更多时间去逛商店，而是对衣服“思考更深”了，和衣服之间有了更深层的连接，而不仅仅是一个快速消费的过程。

王心路: 你的国际关系的学科背景，对你看待时尚产业有什么影响？

Fairuzah Atchulo: 我的博士项目主要聚焦于“尺码”和“尺码系统”（size and size systems）研究，这个兴趣方向其实我的学科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在宏观层面，我知道有很多制度会影响着人们的日常实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度是如何影响彼此。所以，当我进入到时尚领域中，我也会思考相似的问题。

我第一次注意到“尺码”，是因为我在欧洲网购的时候找不到标记非洲尺码的衣服。你可以找到英国尺码、美国尺码、中国尺码甚至亚洲尺码、澳大利亚尺码，但不会有非洲尺码。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天哪，这个平台上怎么没有非洲尺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这个经历促使我进一步追问，是哪些政治、历史、文化上的关系导致了非洲被排除在已有的尺码体系之外。

我也开始去想，那些不是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消费者，他们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尺码？如何与这些尺码系统互动的？他们会感到困惑或者不满吗？他们买衣服时的感受是什么？这其实和国际关系有关，某些更强势的国家设定了衣服的规则和标准。就像我们都用英语交流一样，我们本可以用其他语言沟通，但由于一些强势国家的主导，英语成为了主导语言。

王心路：那你有调查过哪些平台或渠道是有使用非洲尺码标准吗？

Fairuzah Atchulo：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在欧洲线上购物的时候在想，或许我没有看到非洲尺码是因为我在荷兰购物，于是我就把研究重点放在非洲的平台上，这也是我博士研究的起点。

Jumia平台上的尺码信息

我选择调查的国家是肯尼亚。我当时调查了三个线上购物平台：Kilimall、Jumia和AliExpress。Kilimall是专门为肯尼亚市场建立的电商平台，它的创始人是中国人，但平台完全是针对肯尼亚消费者设的计。Jumia则是另一个非洲电商平台，服务多个非洲国家，它有加纳站、肯尼亚站等。但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它们本身是面向非洲市场设计的购物平台，但即便在这些平台上也没有非洲的尺码体系。比如在Jumia，我观察到它们提供的尺码选项有英国码、美国码、中国码、亚洲码以及澳大利亚码，这些平台也依然沿用了“标准化”的尺码体系，而不是针对非洲市场的尺码。

更有趣的是，当我采访肯尼亚人时，我问他们的衣服尺码是多少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英国尺码，比如他们会说“UK 6”、“UK 8”、“UK 10”。你再问他们为什么用英国的尺码标准来描述自己的尺码时，这个问题很难被回答上来。实际上，英国的尺码是基于英国人的身材数据得出的，那为什么身处肯尼亚的人要用英国码呢。这其实也和殖民历史有关，肯尼亚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Part3 田野故事

王心路: 因为你曾在不同的国家做田野，有丰富的田野经验，能分享一个田野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吗？

Fairuzah Atchulo: 印象最深刻点，我会说是假人模特（mannequins）。我一开始并没有把假人模特作为变成我研究的一部分。我第一次去内罗毕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像一个市场，一个流动的市场。步行在城市中，你会发现到处有人卖衣服、卖各种商品。我当时就在市场里随便逛，发现大家卖的衣服都挂在假人模特身上，有些有头，有些没头。

拍摄于内罗毕市场的假人模特

内罗毕的这些和欧洲很不一样，它们给我很强烈的震撼。内罗毕的模特更有曲线感，有更细的腰、更宽的胯，欧洲商店里的模特常常是笔直的，拥有瘦长的身材。内罗毕的模特的身材非常接近普通女性的真实身材。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出现在一家店里，是整个市场都是这样的，我后来在更多市场同样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这说明商家们是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身材的模特，他们其实可以选择别的尺寸或身材的模特。

这个细节向我传递了重要的文化信息，涉及内罗毕的身体观、尺码体系和审美偏好，这些都与欧洲、荷兰和韩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一发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心路：那当你们去广州做田野的时候，你的感受和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Fairuzah Atchulo：我们在广州做田野的时候，也去逛了不同的市场，你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市场的衣服是卖给谁的。当时有一个市场，有朋友告诉我它叫“欧洲市场”。当你走进市场的店铺之后，你立刻能感受到这个市场的目标用户是欧洲人。我说的“欧洲人”并不是非裔欧洲人或者非裔美国人，而是针对非常特定的消费群体。你可以通过店里摆放的模特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点。当时和我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同伴，我每次都会问她：“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她也有和我有一样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假人模特在我的研究里也很重要，它们和尺码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拍摄于广州市场的假人模特

我其实拍过一些照片，记录了他们卖的不同的模特。你可以看到，他们针对不同的市场生产不同类型的模特，比如出口到非洲、巴西的，或者某些更强调身材曲线的地区，不同目标市场的模特的体型都会有所。这或许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审美标准不同，也可能是为了更贴近当地普通人的身材。我还拍过一张自己和这些模特的合影，真的非常有趣。

Fairuzah在广州市场

王心路：那除了市场以外，你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还去了哪些地方？

Fairuzah Atchulo：市场只是我研究的一个部分。我们还用了很多别的研究方法，比如“衣橱研究”（wardrobe studies）。我们会去受访者家里拍他们的衣橱，和他们聊它们拥有的衣服，我们会切身地去感受和触摸这些衣服，试图体验消费者对的感受，也会让他们和我分享衣服有关的记忆，这也是我在内罗毕做田野的一个重要部分。

拍摄于广州流花市场

此外，我还做焦点小组访谈、消费者深度访谈，还有和零售商、批发商、时装设计师的一对一的访谈，这些方法在时尚研究中都非常重要。当然，还包括参与式的市场观察，我需要了解市场的整体面貌，以及当地人关注什么、买什么、卖什么。我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市场，走访的过程也让这些信息更加完整，我逐渐更深入地理解了市场运作的逻辑。

我在内罗毕待了七个月，几乎每天都在走街串巷，看各种服装店、观察市场动态。在内罗毕，我去了最大的二手衣市场吉康巴市場（Gikomba Market），以及一些较小的卖衣服的“卫星市场”（satellite market），比如我最常去的伊斯特利市场（Eastleigh Market）。在广州，我也做了类似的观察，比如去所谓的“欧洲市场”。除了逛市场外，我也会观察市场上在卖什么，衣服是如何陈列的。

王心路：你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买一些东西吗？都买了什么？

Fairuzah在内罗毕购买衣服

Fairuzah Atchulo：当然，我把这个称为是沉浸式的参与观察（immersiv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条裙子就是我就是在内罗毕买的，价格是200先令，是在一家二手服装店。200先令相当于是不到2欧元。当时大家都在站在店里不停地挑选，在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我就加入了他们也挑选了一件。但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我试穿，幸运的是我穿了一件比较紧身的衣服，于是就套在衣服外面试了试，看尺码是否合适。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观察了市场，也亲身参与了消费，获得了一手经验。

王心路：在你研究的过程中，对你启发比较大的理论视角或者概念是什么？

Fairuzah Atchulo：我觉得它是受到很多事情的启发，比如当我做完了访谈之后，我阅读的过程中就有一些想法一直浮现。我的理论起点是从“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开始的，但和早期加纳学者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阐释的新殖民主义并不完全一样。我希望将它拓展到对全球时尚体系和非洲市场的研究中。表面上，非洲的国家看似独立，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经济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对我来说，我想从尺码研究的角度去看，是什么让我们保持沉默、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尺码、质量和设计。

同时，我也关注个体的能动性（agency），消费者是如何给服装赋予意义的，衣服本身是如何向市场传递意义的，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是如何互动的，这些都是我研究的内容。回顾整个过程，我希望能够通过分析这些材料，建立一个非洲时尚研究的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我参考了某些已有的理论，并尝试将它们与我的观察结合起来。

王心路：访谈的最后，想问一下你博士研究项目的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

Fairuzah Atchulo：关于我的博士研究计划，我认为现在应该更务实一些：先把博士论文写完，再去考虑更大的计划。目前，我会继续研究衣服的尺码的问题，但可能会将研究范围扩大，并不局限于内罗毕，而是将非洲的其他地区纳入进来。之后可能也会关注其他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论文写作，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田野工作和数据收集，但仍需要整理和分析田野资料，进一步深化研究主题。

王心路：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时尚研究后，你会给想要做时尚研究的学者什么建议？

Fairuzah Atchulo：全身心投入，不要想太多，直接跳入研究当中。时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你可以在每日的经验中不断学习和理解。或许你和我一样没有时尚的背景，但也能找到属于你的方式，从你的学科视角、知识和经验切入，把它们融入时尚研究当中。当你开始持续思考时尚产品及其背后的体系时，你将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